若是要让我就读过的某本书写一篇读书心得，长篇大论一番，一下子我是有些着难的。但是，若让我讲讲自己与书的故事，我还真有许多话想说。

说到书，当然要说读书这件事了。我这里说的“读书”，既不是指上学期间读教科书，也不是指为谋职、升迁、学位等诸如此类的读书，而是指在闲暇之余仅凭兴趣的读书，有人谓之“读闲书”。这样说法，似乎有不务正业之嫌，但是我还是同意许多人的意见，觉得这样的读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，至少这样的读书是更能得到读书的乐趣的。

我的读闲书，始于中学。只记得好像是快要初中毕业的那一年，偶然去父亲工作单位的图书室里，发现了《当代》、《收获》、《钟山》等这些杂志，其中有小说，长篇的、中篇的、短篇的，还有散文、长诗，在那个年纪，最吸引我的是小说。因为耽于读小说，初中升高中时，仅比录取分数线多了三分，才勉强进入当时最好的高中，可见，关键时候读闲书还是相当危险的。上高中之后，刚开始的第一年，想着离高考还早，又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小说，主要还是如上提到的期刊杂志里的小说，现在还有印象读过的是琼瑶的《烟雨濛濛》、王朔的《橡皮人》、刘索拉的《你别无选择》等。现在看来，给予我最初文学启蒙的书，既不是语文课堂上的精选上乘之作，可能是因为整天分析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而丧了我的志趣、倒了我的胃口；也不是老师说到的四大名著、中外经典，可能是因为大部头著作，又长又深奥，自己理解消化不了；而是《当代》等这些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读物期刊。高中的后两年，因为高考的压力，而且那时候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，一心一意想上大学，就下决心忍痛割爱，整天把自己淹没在浩瀚的题海里了。断了读小说的念想，收获到的是考上了大学。

 我与书的结缘，真正说来应该是从上大学开始的，因为既有时间读书了，也可以力所能及地买几本属于自己的好书了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课业任务不重，读书风气很浓。上完课，时间几乎都是自己的，可以自由安排，图书馆、自习室、宿舍，想在哪里读就在哪里读。记得在晴天的午后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找一个风景独好、安静幽闭的树荫角落，自由畅快地读自己想读的书。我那时候读的书主要有两类，一类是老师们在课堂上推荐的或提到的好书，有与专业、课程相关的，也有老师们读过、觉得好的。记得当时教《美学原理》的郑老师，不仅讲课精彩，而且让我们认识了李泽厚、朱光潜、宗白华等诸位先生及其著作。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、《美学论集》，朱光潜的《谈美书简》、《悲剧心理学》，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、《艺境》等这些书，虽然理论性较强，但因为是自发找来读的，老师并不布置任务、强行要求什么，也就觉得自由从容，读来仍然是津津有味、乐在其中了。另一类就是自己去图书馆借阅时发现的书。图书馆很大，后来修了“逸夫楼”，就更加宽敞明亮了。我最爱去的是一直藏在旧馆偏僻处的文学阅览室，里间是很大的藏书室，古旧书、现代书都很多，外间是供学生坐着阅读的阅览室。我经常流连忘返于藏书室的一排排书架之间，在一排又一排的书籍间穿梭、驻足，这本翻翻，那本翻翻，除了知道公认的经典名著是好书，不用犹豫是否借阅之外，更多的是没有推荐、未曾谋面的新书，往往都是仅凭感觉和第一印象来决定借阅的。借回的书，有的如获至宝、爱不释手，有的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，还是读不下去，就干脆放下，到期就还回去了。这期间读了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古典名著，也读了《四世同堂》、《围城》、《边城》等现代小说，还读了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简爱》、《还乡》等外国文学名著。最让我欣喜的是发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学者的散文作品，认识了林语堂、梁实秋、丰子恺、钱钟书、杨绛、胡适、孙犁、邓拓、郁达夫、周作人等一大批群星闪耀的作家与作品。因为只能借阅两周至一个月不等，特别喜欢读的书就舍不得还回去，只有再次续借，但终究是不能据为己有的。因此，我开始光顾学校里的书店、北碚市区的书店。遇到特别中意的，就下决心省吃俭用买下来，这让我开始品尝到买回独享的阅读之乐，无需总是忍受与爱书难舍难分的离别之苦了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已经攒了两大个纸箱的书带回昆明，带到上班的学校。 

工作之后的读书就更加自由随意了，不仅因为自己当了老师，可以自由借阅学校图书馆里的书，而且因为有了自己的房间、自己的工资来读书、买书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昆明，虽然没有现在这样热闹繁华，到处都是购物中心，但是对于爱书的人来说，书店不少，还是很富足的。记得早些时候，每逢周末，我最爱去的是位于东风西路艺术剧院对面的古籍书店。在那里，我偶然遇见了李霁野先生翻译的乔治.吉辛的《四季随笔》这本小书，后来知道这本书曾经翻译为《亨利.雷克罗夫随笔》、《草堂随笔》，让我不禁莞尔于译者译笔的精妙与可爱！如今，古籍书店早已消失，再无踪影，唯有拿起在书店里面买的这些书，才让我想起曾经那么低调的古籍书店！印象深刻的还有位于青年路上的外文书店、昆明博览读书社。每次去外文书店，都是挤得满满的，在那里，我买到了好多本大大小小的英语词典和少量的英语原著。最让我感动的是博览读书社，不仅书店里的书籍种类多，而且装饰与摆设别致典雅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流动售书组，工作人员经常载着一大车的图书到昆明郊区的单位、学校摆摊售书，一大早出发、到达之后，就在那里摆上一整天，无论寒冬与酷暑。在我早年工作的校园里，正是在博览读书社的流动书摊上，遇见了我最心爱的一本书——范泉先生主编的《文化老人话人生》，读着这本书，让当时迷茫彷徨的我感慨、落泪、振作。在书的最后一页背面印有“昆明博览读书社流动售书（四）组”字样的红色印章。如今，青年路上的博览读书社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寻不到任何踪迹了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“（四）组”的人儿，你们如今都身在何处呢？

除了逛书店、买新书而外，我还喜欢逛旧书摊。最早期的时候，在一二一大街的云师大、云大附近的夜市旧书摊，后来是初具规模的张官营旧书市，那里几乎成为我2000年早期最大的精神家园。在这期间，我淘到了大量八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早期的外国文学名著名译本，认识了朱生豪、傅雷、张谷若、草婴、杨绛、王科一、祝庆英等诸位先生，他/她们的译笔及其作品，已经成为译界的绝唱、译作的巅峰，让后人几乎难以超越！而我难过的是作品名字很响亮，几乎人人皆知，但是这些躲在作品背后的命运坎坷的伟大译家们，却不受人关注，有时候在课堂上问我的学生们，也是一脸茫然。到如今，张官营旧书市同样是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几大幢密集刺眼的“高尚住宅区”。那几年一到周末就与哥哥去市场里淘好书、淘碟片的日子已经远去，要是当年也手持一个智能手机，哪怕留下张官营旧货市场里一点点热闹非凡的影像与回忆，如今也不会这么感伤吧！ 

 时代在变，生活在变，我的读书趣味也在变。这几年又热爱起中国的古诗、古文来。秋分刚过，想起王维《秋夜独坐》里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”的诗句，这是多么美的意境！前几天，挚友来访，喝茶聊天之间，还是离不开津津乐道各自读到过的或是刚刚发现的好书。她为我带来厚厚一本《辛格自选集》，装帧精良，有线装书的品质。她递给我，说道：“你一定会喜欢的！”晚上翻阅了几页，爱不释手，心生感动：看见并懂得，一生挚友就是如此吧！坐在书房里，抬头望去，安静的呆在书柜里的一本本好书又何尝不是我的挚友呢，因为其间就是一个个似曾相识的灵魂啊！

记得有一天，我问还在上小学的女儿：“要是妈妈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你会把妈妈的这些书都照顾好吗？”她却笑答：“你的这些书我不爱看，说不定我会把它们卖了买糖吃呢！”女儿似乎在和我开玩笑，故意逗我这个在她眼里的“书呆子”妈妈，我却当着她的面落下泪来，伤心极了！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，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话：“书的命运就像薄命的女子，一旦落在旧书摊上，任凭是什么装订，都受不到好好的照顾。还有等到它的主人死了，它就要另外适人了。”女儿见我落泪，更加觉得奇怪，一边笑着一边打趣说道：“妈妈你怎么信以为真呢！为你的这些书而哭，太好笑了！你放心，你不会离开我，我也会和你一起照顾好它们的！”抹着泪，我还是加了一句：“你要是不爱它们，我就全都送给淇淇（她的表妹），她爱读书，一定会爱惜好它们的！”仔细想想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，怎能理解这所有的书就是我这一生最忠实的朋友，甚至有时候就是我逃避生活愁苦的避难所呢！如果说真的有人间天堂，在我眼里，就是一间摆满书籍的房间，就是一家灯光柔和、气氛静谧的书店，或者就是一张被书包围了的小床。古人常喻藏书丰富、学问深厚之人为“坐拥百城”、“学富五车”，然而，买了这么多书、读了这么多年，我似乎已经“坐拥百城”，却没有“学富五车”，仍然是学问浅薄，心浮气躁。因此，我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，读遍家里的一本本好书，不然，我怎么对得起它们这么多年来安静、耐心的陪伴与守候呢！